影片以申纪兰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履职行程为切口，打破常规线性叙事的时空约束，通过个人视角的“跳入跳出”为观众呈现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的申纪兰以及其对应的典型事件。这种反常规的叙事方式没有依据事件发生顺序进行讲述，却更契合叙述者的情绪流淌和情感逻辑。影片开场便是申纪兰不顾身体病痛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节，并在这个过程中巧妙衔接过往她的三个生命阶段，在时空对望中实现人物的立体塑造。结尾处，弥留之际的申纪兰在国歌声中坚强站立，眼含热泪，深情凝望。这一刻，她“人民代表为人民”的愿望在现实时空得以实现。这种首尾相接的闭合叙事正是她一生为人民的生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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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既与历史互文，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花板”，其诗奇幻瑰丽，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人气”。他心有傲气，会因崔颢的一首《登黄鹤楼》而自愧不如，立志下扬州作好诗；他性子顽劣，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他彷徨迷茫，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他甚至会犯错，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他有出世魂，亦有入世心；他望展鸿鹄之志，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出山为其作诗。这一情节的设计，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相较于李白，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他出身低微，口齿不清，非读书之才，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收复长安的武将。在高适的身上，成长弧光熠熠生辉。但是，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在片中，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他既与“诗仙”李白交心，又与“诗圣”杜甫交志，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事实上，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却自扬州分别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造化造物，因缘际会，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所行之事也不同。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河岳英灵集》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侠客行》中写到的一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影片中，李白亲言《侠客行》乃依高适形象而作，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可是时代阴影下，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

■长沙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粉开始再到一碗粉结束的。把生活里的伤，熬成汤锅里的香，嗦完粉又是新的一天。

但是，国内观众在经历了电影市场这过去十几年快速的发展，对于电影审美也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质的飞跃的背后伴随着的是对好莱坞某些大片呈现了创作审美的疲态。

真不像越极端越刺激的悬疑剧，像我们的日常生活。